中信银行合肥分行前往帮扶村开展防暑降温物资捐赠活动

即只要能够进行合宪性解释，就不必宣布违宪，从而既避免了暂时的立法空白，立法者也不用经常修改立法。

当人类追求具有正义性的法律时，实际上是人类按照自己精神中的正义理念去创造法律或调适现实的法律。劳动者不仅能够健康地生存，而且能够有保障地生活，这是休息权的生存理念。

现代社会，劳动者拥有了更多的休息休假时间，尤其是在西欧一些国家如德国，人们节庆假日和工作带薪假期更多，据德国《世界报》2011年7月27日报道，德国企业职工可以享受总计40天的带薪休假，职工平均每年工作1659个小时，每周实际工作时间仅为40.6小时，比欧盟的平均时长1708个小时少了近50个小时，位居欧盟各国前列。人权史是一部斗争史，劳动者享有休息权，是随着工人运动发展而逐步得到各国法律规定的。狭义上的休息概念侧重的是劳动力得以恢复和再生的时间，它与工作时间联系更为直接。公平作为一个规范性范畴，事实上是人类给自己提出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一般而言，权利具有三种形态：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

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将人类生活时间资源分为三个基本部分：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劳动生活）的时间、满足新需要（其核心是休闲生活）的时间和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即繁殖、主要是生理活动）的时间，并相应地将人类生存状态分成了三种，即劳动生存状态、休闲生存状态和生理生存状态，成为其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逻辑起点。财产权限制也是法律保留的事项。

这意味着机动车排放在总的贡献值中占19.9%-23.8%。首先，不难发现，存在大量非针对机动车的有效治污措施。这意味着财产权首先保障的是个人能够继续占有和使用自己的财产，而非因为无法继续拥有或无法继续正常使用这一财产而获得的补偿。2014年12月22日，《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第45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和机动车排放污染状况可以规定限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类型、排放控制区域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

这一规定虽然在授权明确性上仍然存在问题，但却是符合法律保留原则的，也被认为是未来采用单双号限行措施的直接依据。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乃是基于社会关联性而对财产的使用、收益等的限制被认为是财产出于公共福利的原因而应该承担的负担[14],不需要补偿。

这里的法律是指形式法律，也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二、机动车限行的性质：社会义务抑或征收 (一)财产权限制的两种类型：社会义务与征收 公权力对财产权的限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征收一类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而期待可能性理论则从对财产权的限制程度来区分征收和社会义务，征收是对财产权的重大侵害，而社会义务则是对财产权的轻微限制。《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第72条规定的需要行使紧急命令权、启动应急预案的情形应该包栝这种紧迫情形。

[35]这里或许有例外，比如在奥运会和APEC会议期间实施的限行在缓解交通和控制污染之外还存在其他重大公益（如奥运会限行的目的之一是履行办奥运会时的承诺因此在比例原则衡量中，有可能获得合宪性的评价。用句通俗的话说，自己的汽车在相当多的时间不能上路，但可以换来一些税费减免或者现金，或者说，拥有汽车这一财产的意义只是停在那里而换得一点补偿，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一、机动车使用作为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 （一）使用作为财产权的内容 机动车限行[1]《是国家公权力对私家车的使用限制。个人对于私家车的使用，属于宪法上财产权的保护范围。

四、代结语 笔者认为，具有长期性的机动车限行，特别是常态化的单双号限行，虽然是出于追求正当之公益目的，但却未必能实现这一目的而且这些措施过于严厉地限制了财产权而缺乏必要性因而是违宪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实行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实际上也给予了补偿，也就是减征养路费和车船使用费。

但即使如此，基于财产的社会关联性而论证对财产使用的限制属于基本权利限制层次的问题而非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层次的问题。在2008年关于北京奥运会期间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单双号限行不是车主的权利问题，所涉及的并不是车主的物权，而是公共资源的分享，单双号限行并不是没收车主的车，而是限制车主使用公路等公共设施的权利,[6]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就是认为限制的是公共设施使用权或者路权，甚至是驾车通行权,[7]并非是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

使用是财产权的基本权能，如果在特定财产的存续期间，有一半的时间都无法正常发挥财产的功能无疑会使这一财产的内容被部分空洞化。在这种意义上，限行措施能否达成治理污染进而保护健康的目的是存在疑问的。因为个人权利的行使经常会涉及到利用公共资源、使用公共设施。比例原则依审查顺序包括对目的正当性、手段适当性（合目的性）、手段必要性和狭义的比例原则的审査。[31]魏文彪：《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当慎行》，《中国消费者报》2014年11月28日第A02版。私家车不同于许多其他的生活资料，使用其直接涉及对公共道路的占用，并且必然伴随着环境污染，在此意义上，私家车属于具有强烈社会关联性的财产，基于此，对其作出的限制较容易被认为是合宪的（例如后文会提及的多乘客专用车道的措施，也就是载有较多乘客的车辆才可以进人较快速度的车道也是对独自驾车的私家车主的财产权使用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应该是合宪的）。

相对于单双号限行，这些手段应该是更温和的，在此意义上，单双号限行因缺乏必要性而违宪。[2][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78页。

[26]参见《北京公布PM2.5源解析数据：本地来源尾气最多》，《新京报》2014年4月16日,第A07版。举例而言尾号4和9的车是同一天限行由于中国人不喜欢4这个数字，因此尾号4和9的车仅占总体的14%左右。

[34]许多人也认为，只要给予补偿，常态化的单双号限行可能就是正当的。在个人张扬其财产自由的同时应使其财产亦有助于社会公共福祉的实现即能够促进合乎人类尊严的人类整体生存的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限行措施尽管出于正当之目的但却在有其他手段的情况下不必要地过度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因而有违宪之虞。[24]限行措施是否合乎比例原则就是要将此种财产权限制与交通畅通、人民健康进行手段与目的的衡量。[28]实现APEC蓝的措施包括：扬尘控制措施（全市工地全部停工、强化道路吸扫冲刷频次等）、机动车限行措施单双号限行、渣土车与黄标车禁行、部分非道路机械停用、封存70%公车）、高污染工厂停产（会前完成一批石化、汽车制造、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污染治理和环保技改工程、调整退出375家高污染企业、会期累计停限产462家工业企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联防联控（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多省市停产限行[29]，也就是所谓四招炼成APEC蓝。[32]也就是说，淘汰黄标车、降低工业排放与扬尘污染、机动车油品升级等对于治理机动车污染而言，同样有效并且对财产权限制更小。

财产权的保障首先是存续保障，然后才是价值保障，而存续保障不能轻易滑坡为价值保障。特别牺牲理论认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是对所涉及到的所有财产的普遍性限制，而征收则是针对特定人的财产限制。

如此的法律效果不符合汽车这一财产的功能，也不符合人们购买汽车时对此财产的预期。对此，有学者的研究结论是：限行有助于畅通出行，但对空气质量几乎没有影响。

就本文所处理的问题而言个人使用其所有的机动车，属于个人对其财产的使用，而公权力设定的限行措施，就是对财产的使用进行的限制，因而需要审查其合宪性。[5]多教参与讨论的学者都持此观点，参见余凌云：《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是临时还是长效？—行政法学的视角》，《法学家》2008年第5期。

从财产权限制的性质上区分，按尾号每周限行一天属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而单双号限行则实际上具有征收效果。在仍然存在众多可选择手段的条件下，径行使用对公民基本权利构成严重限制公民日常生活造成重大干扰的限行措施，一禁了之，是一种懒政。[27] 而对治理污染而言我们却会发现，限行措施显然是缺乏必要性的。[30]针对这些事实有专家指出：只要各地工业排放与扬尘污染等经由治理得到有效的降低，再辅之以实行机动车油品升级降低机动车有害物质排放量，也就可以在不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情形下，取得有效提高大气与环境质量的成效。

按照前述的区分标准，每周限行一天尚属于相对轻微的限制，也还未危及财产权的本质，所以可以期待财产权人忍耐但是当这种负担在方式、范围和强度上变得非常严重，实际上使得财产在非常大的时间比例和空间范围内无法被使用，[18]此时，就构成了征收。一般认为，与那些事实创造的基本权利（如生命权、言论自由、人身自由）[2]不同，宪法财产权具有有待立法形成的特点，即财产权虽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但其内容却是由法律来形成的。

为了治理空气污染公权力应该首先从前列的手段中进行选择，基于对雾霾生成机制的科学论证采取相应的治理手段。征收是最为传统和典型的财产权限制。

在各国的财产权理论中，这一类并不转移所有权但具有类似征收效果的限制，被指称为应予公平补偿的内容限制、准征收[12]或者管制性征收[13]等概念并以宪法上的征收条款来规范。但是，目的正当未必就意味着可以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择手段。